作者：簡詩翰
作為藝術創作者，創作出作品一直是我的工作，若真要為自己下一個身分標籤，我想定義自己是勞工，但大眾似乎不這麼看。作為作品背後的勞動者，我的身分一直是受觀者定義。隨著創作的方式與類別的越來越多樣，我被賦予的身分越來越多。我想從我個人的變裝與表演經驗，解析自己被賦予的「變裝皇后」、「酷兒藝術家」、「演員」等多重身分標籤，分享在執業經歷上的思考與感受。
我想從一個作品談起：2021年末，我在南村劇場完成一個單人表演作品《可能有個小毛病》，故事主軸講述簡詩翰這個人，是一位表演藝術工作者，他的工作內容就是滿足觀眾的期待。人們期待看到是「秀」、「技藝」、「故事」，甚至是金主、導演、主創者對於我這個表演者，期待達成的要求或者效果。乍看「失去自我」的狀態，但心裡卻沒有一絲一毫失去自我的感覺。最後才發現，原來我是如此的空白與虛無，原本就沒有一個固定的樣子，是叫做我。因此，達成「別人對我的期待」並不是一件「失去自我的事情」，反而是一種我存在的本質。
這個表演作品在形式上是用不同層面的「扮裝」去做表演。從最外層的「變裝皇后」的造型與經典對嘴表演，到「紙娃娃」式的紙板式換裝，最終以最幽微的表演方式詮釋本人的心聲。演出使用變裝、角色詮釋、當代舞蹈等，似乎已經預示了我的今天：被當作酷兒藝術家的我，怎麼在不同的表演場域中，完成一件件的表演作品——勞動成果。而勞動結果帶來的一張張身分標籤——變裝皇后、演員、舞者、藝術家等，也開始模糊了起來。我成為一個在灰色空間的表演藝術從業人員，透過扮裝來完成每一項任務。
性別的表演
時間回到2019至2020年前後，我展開變裝皇后旅程。從倫敦回台後，我感覺到自己從「演員」詮釋「角色」這樣的模式中慢慢疏離開來，我想要用別種藝術創作方式回應世界。於是開始一項藝術計畫——「皇后養成日記」，記錄自己在串流媒體、潮流文化之下怎麼學習當一位變裝皇后。我想是因為本業為演員的關係，讓我能比較快地掌握「變裝皇后」是一個怎麼樣的表演狀態。
然而，面對變裝角色形象、視覺語彙等設計與操作，則是到現在仍在摸索。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是：我，簡詩翰，就是一個憤青，我是難以親近、氣勢凌人的，反而在變裝角色漢娜中，我詮釋的是較為親民、接地氣的一面。這部分就與一般人對於變裝皇后的「女王形象」、「巨星」形象相差甚遠。之於個人，我依然自在詮釋，但之於某些變裝表演觀眾，他們會期待我們氣場強烈，震懾大眾。如何面對自我實現與他人期待的落差與斷裂，至今我仍在探索。
從2023年開始，透過申請、競審到最後通過，我成為新北市文化局板橋435藝文特區的進駐藝術家，以變裝的行動以及變裝的媒材作為創作主體，被分類在行為藝術中。我開始更深度的去探索我與變裝之間的關係，例如製作秀服的織品布料、裝飾性材料、美容美髮產品的應用等，慢慢確立我喜歡敢曝美學的風格，同時保持我已發展出變裝角色Hannah的大方美麗。
持續在夜場表演的過程，我也重新審視自己的勞動。「一個變裝皇后做表演」的專業性與深度，遠超出過去所經驗到的表演。選曲的品味、剪接歌曲的技巧、表演安排與氛圍掌握，每一分每一秒都無法像劇場排練一樣，勢必得保留彈性，也得累積即時反應的資料庫，使夜場的表演可以更順暢地執行。
夜場工作裡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表演結束後坐計程車回工作室的途中，脫一半假髮、卸一半妝的自己。在工作室旁有一間便利商店，大夜班的總是同一位阿姨。她總是很親切地在我等待微波食物的空擋，要我早點休息、多穿一點衣服。從來沒問過我是做什麼工作，也從來沒有針對我的形象混亂的狀態多做回應。那種身分褪卸一半，灰色的我，卻可以被單純地當成一個人對待，好像不需要這些認同，人的關係依然可以被建立。
矛盾的是，身分褪卸一半的狀態，同時也加深我在身分認同上的困惑。那樣無法被定義、不確定是誰的感覺，讓我想到那些藝術村的介紹手冊、表演的節目單、作品評論的文章對我的描述——酷兒藝術家。
這是我最害怕面對的一個討論，我總是擔心在描述對酷兒的理解上有任何不精準，畢竟是一個學術理論的詞彙。在這個學術與創作實踐極度開展的時代，在社群與社群間很難連結起來的敘述時代，我認為酷兒是一種思考主張，並非一種被固定論述與定義框架著的一個詞。
酷兒理論的手段是解構主義的實踐。它尋找被排除在外的，並不斷通過結合相同處境的人群來擴充自己。酷兒理論認為一個人應該自己定義自己，而這個自我定義是唯一合理的個人身分定義。所謂的思考主張，是一種沒有框架的思考方式，提供了一種「液化」的可能，這才是酷兒主張的一種價值。
依著這樣的理解，我停止在身分中確認我的歸屬，停止歸類，停止定義自己在表演藝術地景中，該屬於哪種身分。
表演的我
我畢業於戲劇學系，而後前往倫敦完成表演創作碩士。會選擇這個路徑，是因為看著各種演員，在表演藝術上追求卓越，最後卻還是只能依賴獎項與知名度，來作為成就的辨識。似乎「演員」這個身分之於我，太沒有自由與想像了，我開始不滿足於「角色詮釋」。
仔細回想在戲劇系練習的角色，我幾乎沒有演過明確的男性角色，綜觀所有我有練習過的男性角色，大概是《寂寞芳心俱樂部》1裡的律師以及《愚愛》2中的男角。 有一次參加一個單人表演的競賽演出，我編劇並演出一個像是神一樣的角色，當時的造型也是刻意抹去性別的存在。最後有評審老師表示，身為演員：你不會一輩子想要演Gay的角色吧？我可以理解，也認同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演員需要足夠「中性」，才能詮釋出各式各樣的角色。但如此去脈絡化的評價，容易濃縮成「一個男演員，你不會想要被定型，只演某一種角色」，好像藝術的評斷標準，只剩下結果論。
系統終究是不同的。劇場、影視或者說「演員」的單純身分，與「當代變裝皇后」稍微已經網紅化、自媒體化、明星化，是完全不同的系統。兩種系統我就需要兩個身分，需要有Hannah的我，也需要有詩翰的我。而當政治正確、多元的大旗一揮，面對「系統」的問題，我卻常常陷入矛盾。例如當有人提及「某某角色是一個變裝皇后，會什麼要找一個直男去演？」、「某劇組要寫一個變裝皇后的角色，為什麼只找你做田野調查，不直接邀請你演？」在不同身分中的我，也常常會得到相反的結論。偶爾會想，也許詩翰的表演功力不及該角色需求；也許漢娜已明星化，劇場不需要這樣的狀態。
這都不完全代表我的想法，我更喜歡理解成：這是一個系統與系統相遇的狀態。例如：《華燈初上》的女主角會找專業的女演員，經過田野調查等背景資料的搜集功課，再演出，而不是找一位有表演天分的條通工作者來扮演，為的是符合成本效益（專業的演出）或者作品產製的流程。但如果今天是要產製紀錄片，那又會是另一個系統間的相遇狀態。
從2014年開始，我的表演履歷上寫著各種稱謂——「表演者」、「演員」、「舞者」、「變裝表演者」。有的有具體的稱謂、有的則沒有。我常常會陷入在這些名稱標籤當中：明明我「跳」了一個作品，為什麼我不是舞者？我明明沒有說話，為什麼是「演員」？一直都沒有去釐清這些被描述的身分詞彙，只讓這些心中的疑問不斷地增長，似乎也是一種對自己身分認同的困惑。隨著時間推移，透過各種面向的表演創作，於是在執業身分認定上，我越來越喜歡包容性高的「表演者」一詞，中和了我在幾個身分中，時常出現的不歸屬感。在更後來，在斜槓一詞氾濫使用的情況下，選擇了「藝術家」這樣的方式來包容著我所有的困惑，以及讓我在每一次勞動中，可以保留著灰色地帶的感覺。
最後，回想我參與的某屆台北藝術節。那年的主題大致是「重新回看劇場與劇場空間」，因此戲中大量解構劇院本身、表演者、聲音等等。經歷了將近兩個小時：空的空間、劇場元素的探索、身體運動的極限、寂靜與喧鬧。傍晚場的演出完後，拖著疲累的身軀，我回到飯店梳化，準備當日深夜的變裝演出。夜場，將會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氣氛，對表演有截然不同的需求：你需要場面熱鬧、造型要能夠吸睛。「扮裝」這個行動貫穿了那一整天的行程，身分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表演勞動方式中，不斷地脫去又披上。而我就在這樣的穿脫間，意識到，正是在不斷地被觀看、被定義、被要求、被期待中，我被賦予的各種身分帶來的並不是困惑，而是真實的存在。
只有我接受了，我可以在這些身分中游走，可以沒有固定的樣態。這樣的灰色地帶，才能包容進更多更多，所有對我的描述、所有可以代表我的身分。
責任編輯：張曉逸
審稿：張慎心、陳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