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老師的第一印象是樂於嘗試新事物、有行動力。相對於一些學者可能比較喜歡獨自工作，以減少溝通、行政的時間成本，老師似乎很樂於跟不同領域的人合作開課或執行計畫。請問這是您的個性使然，還是進入學界之後逐漸形成的工作策略？也請老師談談歷來合作經驗中，印象深刻的項目。
我在1992年進入大學，這是我脫胎換骨的階段。當時我參加了歌仔戲社，投入社團的時間比外文系還多，我們都稱自己是「歌仔系」。社員們臥虎藏龍，來自人類系、土木系、植病系、數學系等不同科系，我也因此接觸不同的思維方式，眼界大開。1990年代臺灣意識風起雲湧，因為我們是「大學生演歌仔戲」，獲得很多的演出機會，例如在競選、政黨募款餐會的場合演出，也有廟口演出、落地掃等形式。記得在萬華廣照宮廟口演出那一次，有很多觀眾來看。總之，由於學生時代的社團經驗，我很喜歡一群人共同合作的工作模式。
幾年前我接任系主任，當時學校在推動「未來大學」計畫，舉辦一系列教師工作坊，讓我們討論在十年後高教的模樣，以及老師扮演的角色。透過這個機緣，我接觸到D-school，他們起初找我替「未來大學高峰會」規劃一個具「戲劇性」的開場，後來又受邀參與一些計畫、審查輔導等，我就這樣一步步「入坑」、被D-school「吸收」了。雖然事情因此變更多了，但有一種回到大學時候跟一群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創造什麼的開心感覺。
加入D-school後，我除了參與共授「月經：理論、思潮與行動」這門跨領域課程，也參與D-school的教育部USR計畫，這過程中認識了一些校內各系所老師，就這樣有了跨領域的機會。
我印象最深刻的項目，而且是主動出擊的項目，是目前正在執行的「教育部前瞻顯示科技跨域應用校園示範場域計畫」。我曾經與羅禾淋老師合開「沉浸式科技劇場專題實作」，跟著同學一起上課，讓我對影像製作有了概念。那陣子我也去參觀林茲電子藝術中心（Ars Electronica Center），看到運用高流明投影的展示空間，幻想著如果臺大也有這種場地就好了！沒想到過了一兩年，詹副教務長告訴我教育部有個「教育部前瞻顯示科技跨域應用校園示範場域計畫」（以下簡稱「前瞻顯示計畫」）可供申請，因心中已有想法，我很快就遞交了計畫書，並與生農學院、光電所的教授共同合作，由丁副校長（當時任教務長）主持。
這是一個「場域」計畫，空間的想像與應用正是戲劇系的長項，我們從無到有，在外語教學中心實驗劇場建置了「未來展演場」，真的很有成就感！有了空間，就陸續規劃課程和展出內容，例如請戲劇系學生孫旻、卉玨、明珊、振德等製作《動物狂歡節》定目劇，羅禾淋老師、王正源老師也持續開課，我跟資工系的鄭龍磻老師也合作開新課。以前我們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現在有空間和經費，就可以進行很多嘗試1。
您擔任系主任之後，如何規劃臺大戲劇系所的發展，目前有哪些執行成效？學生們常戲稱自己是臺大的邊緣系所，但相較於他校戲劇系仍是資源優渥。請問臺大戲劇系在高教環境中的處境和定位為何？有哪些困境和優勢？請分享您的觀察。
相較於我讀研究所的時代，臺大戲劇系成長了很多，增聘很多專業科目的老師。前面提到，大學是我開始獨立思考、脫胎換骨的階段，由於這樣的經驗，我希望同學們接觸不同科系的人，因此開課都很歡迎外系同學來修課。例如幾年前很常開授的「體演文學」這門課就堅持本系、外系人數要各半。課堂中很多創作性的作業，外系可以學習戲劇系的表演和直覺，本系也可以學習外系同學的思考和語言論述方式，彼此互相刺激、互相學習。
我擔任系主任至今五年，慢慢熟悉業務後，認為有些東西可以改革。例如本系原來的課程規劃必修課很重、作業很多，學生們沒有很多機會去修外系的課，實在很可惜，因此後來系上決定減少一個製作課，調降必修學分，但仍有努力空間。經常有人拿北藝大和臺大做比較，其實，我們固然可以參考北藝大的課程安排，但硬體與資源條件不同，無法類比，臺大還是應該發揮自己作為綜合型大學的長處才對。所以應該持續拓展與其他系所的連結。
除了減少必修學分，系上還推出十二個領域專長，以及一個藝術設計學程，讓學生們在修課時更有方向。近年申請藝術設計學程的人數增多，申請雙、輔修的人數也很多，我們正在討論把名額提高。或許有人覺得外系來修課是佔用本系資源，畢竟空間資源有限，應該控管名額。但是我認為，大家應該多交流，才能培養更多了解戲劇系的人才，把餅做大。跨領域是趨勢，而戲劇系有這樣的條件；創造學生和外系連結的環境，這就是我們的定位。
說到困境的話，少子化是整體高教的困境，AI發展更是全面性的挑戰，讓我們重新反思大學的意義是什麼。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戲劇系反而具有優勢，因為我們很多課程是「做中學」，此外也培養學生創造力、敘事能力、團隊合作等職場的軟實力，技能和素養是AI不可取代的。戲劇系的學生畢業之後未必做劇場工作，但是如果他有這些能力，再加上點什麼，就可能創造出新的事業。未來有很多職業是不可預見的，我們的課程可以朝這方向去安排，讓學生能面對未來的挑戰，去想像、連結、創造。
老師在研究生階段的研究主題是歌仔戲，2000年完成碩論〈臺北地區外臺歌仔戲「胡撇仔」劇目研究〉，2008年的博士論文”Across the strait: History, performance and gezaixi in China and Taiwan”，探討中國、臺灣兩地的現代歌仔戲在國家政策和市場機制下形成的差異。後來也涉及亞美戲劇、跨文化研究，以及當代劇場影像、敘事、產業等主題的分析探討。如果把學術之路比喻成一張地圖的展開，請問您如何規劃自己的研究路徑？哪些「風景」特別容易吸引您？另外，您怎麼看待學術研究和劇場實務之間的關係，以及自己身處其間的位置？
大學時我除了參加歌仔戲社，也很喜歡外文系謝君白老師的劇本導讀，所以才會考戲研所。上了研究所之後，決定要認真讀書，就沒有再參加社團。因為參加過歌仔戲社，林鶴宜老師找我擔任她的計畫助理，幫忙錄影、訪問藝人。在參與「九〇代台北地區野台歌仔戲演出活動調查研究」這個計畫時，我發現了「胡撇仔」這個研究課題。我覺得晚上演的「胡撇仔」比白天的古路戲好看，比較吸引我，但是去問藝人時，他們都不太願意多說，似乎很難以啟齒，因為當時胡撇仔是很負面的東西，曾永義老師的書中就提到胡撇仔是「胡來一氣」的意思。我覺得胡撇仔要有人研究，才可能翻轉形象，於是跟林鶴宜老師討論，老師說這個題目不好做，因為沒有文獻，只能靠田調。當時，我又讀到邱坤良老師在某篇文章中，用比較正面的態度看待「胡撇仔」，很開心有前輩呼應支持這個想法，所以決定做做看。有資料說「胡撇仔」是受日本影響，是「opera」的音譯，我覺得這個解釋比較正確，就從這個方向去分析。
前面提到歌仔戲藝人不太願意多談，要怎麼突破田調的困難？我鎖定了自己比較喜歡的幾個團去密集觀看，例如民權歌劇團。當時民權團主林竹岸的兒子林金泉（阿泉）很友善，給我很多資訊，又透過他找到一些對表演比較有想法的藝人做訪談，例如把港劇改編成胡撇仔的編劇木耳。
我的碩論是第一本胡撇仔的專門研究，因為具有開創性，覺得做研究很有樂趣，也很有貢獻。有意思的是，胡撇仔被「正名」之後，很多人反倒在談「正統」的胡撇仔是什麼。我在〈從精緻到胡撇：國族認同下的台灣歌仔戲論述〉2這篇文章中有過討論，這個觀點的轉變，是伴隨臺灣本土化浪潮而來的。
碩班畢業後，我在傳藝中心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想換個全然不同的環境，於是在2003年出國讀博士班，那年大概29歲。我沒有特別規劃自己的研究路徑，都是隨緣、且戰且走，但是吸引我的風景通常是「跨域」。例如高中時我最喜歡的科目是國文，但選擇念外文系，因為這樣可以知己知彼，我喜歡這樣「不只有一種」的學習方式。當初準備出國讀書，也有申請上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東亞研究所等，但最後我選擇到西北大學讀表演研究，（也是位於芝加哥，跟這個城市很有緣份），雖然主要是因為它給的獎學金較優渥，不過表演研究是一門跨領域的新興學門，西北的表演研究強調實作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奠基在實作基礎上的理論研究，事後證明很適合我。
博士論文是對照中國的戲曲改革，看臺灣歌仔戲在另一個政治文化脈絡下如何發展。還有前幾年研究亞裔美國劇場，就是因為這種「兩者皆是」與「兩者皆非」的身分認同處境很吸引我。
理想上，我們的研究如果能對劇場實務有善的影響，那當然很好，但有時候我們就只是個記錄者，未必能直接影響劇場實務。我覺得在寫胡撇仔研究時，的確有影響到歌仔戲文化的變化，但某些題目就是記錄、觀察趨勢、分析資料，為那個研究領域鋪一塊小磚頭。雖然如此，像是寫〈當代臺灣歌仔戲劇場的影像發展與美學實踐：以王奕盛與唐美雲歌仔戲團的作品為例〉這篇論文，是我對劇場影像發展的階段性觀察，或許看似對劇場本身沒有影響，卻影響我去做前瞻顯示計畫，而這個計畫又會影響到我們的人才培育，也刺激我對於科技藝術展演的想法，申請了文化部的5G異地共演計畫，所以到頭來還是環環相扣的。
最後，我們知道學術界女性在兼顧家庭育兒和工作的雙重負擔上，更甚於男性學者。您甚至在育兒時，長期負擔系上的行政工作，請問您如何協調這樣的生活？臺大和戲劇系的職場環境，是否提供「媽媽／爸爸教授」一些協助辦法？您認為高教環境可以如何改善，以打造出更平等而人性化的工作環境？
紀蔚然老師詢問我接系主任的意願時，我想既然行政工作很瑣碎，很難專心寫論文做研究，而帶小孩也很瑣碎，那就把兩件瑣碎的事放在一起解決。後來才發現事情多到有時無法把心思放在小孩身上，對小孩感到很抱歉。
其實我們系已經算是一個對育兒友善支持的環境，可是整體社會對於性別角色的期待有別，我認為「爸爸教授」和「媽媽教授」的處境是不同的。大家看到一位爸爸教授帶小孩到工作場合，會比較包容，而且覺得是個「好爸爸」，但如果是媽媽教授帶著小孩工作，就是「不專業」，所以現在的職場仍然不平等，如果女性要建立專業形象，最好不要把小孩帶出來。在美國，我看過媽媽教授帶小孩去工作的情況，但在臺灣還是很少見。
學校提供的協助就是開設臺大附幼，但附幼或小學放學之後，老師們可能還在上課，有時候還有會議，如果學校可以在五點之後設置臨時托兒的場所，就能夠解決一些時間安排的困擾。
謝謝老師，您的分享讓我們體會到教學、研究、行政三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要，環環相扣。除了知識生產和傳授之外，教授們也需具備「承擔」公眾事務的精神，才能夠在制度上，以更全面的格局提升我們的教育環境。希望這篇訪談不是單向輸出，而是開啟雙向對話的空間，歡迎讀者在下方留言提出想法。
審稿：陳志豪、李先達
